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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中国成立初期,有人问周恩来:“你为什么不做些理论方面的工作?”周恩来反问:你怎么讲这个话?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,有那么多具体的事,总要有人去管它。我多管些这类事,就可以让毛主席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一些更大的问题。
毛泽东很满意这种分工。1972年,当他会见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时,明确告诉对方,涉及特定国际问题和具体事项时,应该和周恩来去讨论,“我和你只讨论哲学上的问题”。
安娜·路易斯·斯特朗曾对毛泽东与周恩来作过比较:毛是活动家,原动力,创始者,是交替运用突然袭击、紧张和松弛而取得成就的策略大师。他不安于长时间的稳定,而且对变化的速度从不满足,但他是重实际的,能够以极大的耐心分阶段地达到目标。周喜欢具体执行一项计划(毛则对这种工作感到厌烦),而且问题越复杂越好。周能很快抓住问题的核心,把不切实际的东西丢掉……当革命的钟摆摆到平稳之点时,周的工作最为精彩。他是建筑师,不是诗人。
实际上,周恩来并非不懂哲学和大政方针,相反,正如尼克松所言,他对哲学、历史、文化、经济都很在行。
(史载摘自《大智周恩来》,光明日报出版社,2015年5月版,胡长明著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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